1942年，黄士伟在路上埋60枚地雷阻击日军，准备预测日军会停下的地方时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，要不就把地雷埋在路边。 1942年5月，浙赣会战打得正激烈，日军第15师团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京都师团”，正气势汹汹地扑向浙江兰溪。这支部队可不是善茬，师团长叫酒井直次，是个中将，也是个狠角色。淞沪会战的时候，他就带队炸过咱们的防线，难缠得很。 负责在兰溪北边挡住他们的，是中国军队工兵第八营。当时带队的副营长，叫黄士伟。一个地道的川军汉子，话不多，但脑子活。 5月27号晚上，黄士伟接到死命令：连夜在兰溪城北的三岔路口布雷，拖住日军。 弟兄们背着几十颗地雷，趁着夜色和雨点，在泥地里摸爬滚打。三岔路口，地势开阔，是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必经之路。黄士伟指挥大家，按照操典，在路面上布下“梅花雷”，三步一颗，五步一丛，把引信小心翼翼地藏在草皮底下。 雨下得挺大，正好能冲掉痕迹。弟兄们干得满头大汗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。有个年轻的士兵凑过来问：“副营长，这么多雷，能挡住他们不？” 黄士伟头也没抬，只是盯着远处的黑暗，说：“咱不是要挡住，是要拖住。只要能拖到天亮，拖到咱们大部队上来，就算赢。” 活儿干到一半，黄士伟的眼神落在了路口西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包上。那土包也就一人多高，长满了乱糟糟的茅草，黑乎乎的，毫不起眼。 黄士伟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。要不，把地雷埋到那个土包上？ 这念头一出来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离谱。打仗布雷，都是埋在敌人必经的路上，哪有往路边的山包上埋的？这不是浪费弹药吗？ 但他停下来，仔细琢磨这事儿。他把自己换到酒井直次的位置上想了想：如果我是日军指挥官，部队在路上踩了雷，工兵正在排雷，我会干什么？我肯定不会傻待在队伍中间，我会找个制高点，观察一下整个地形，看看前面有没有埋伏。 那个小土包，就是这附近唯一的、也是最好的观察点。 他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门道。路上的地雷，是给日军的士兵和工兵准备的。他们会很谨慎，用探雷器一点点排查。但酒井直次这种级别的军官，自视甚高，他会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是路面，路边的土包反而是安全的。而且他要观察地形，一定会骑马上去。 黄士伟叫来两个老兵，他们挑了三颗地雷，悄悄爬上那个土包。 这三颗雷，他没按常规的“品”字形或者“一”字形，而是根据马匹爬坡时最可能的落蹄点，呈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埋下。坑挖得极浅，埋好雷，再把草皮原封不动地盖回去，连草根的朝向都调整得和周围一模一样。从外面看，跟没动过一样。 几个弟兄都觉得副营长这招有点悬。万一酒井直次不上来呢？这雷不就白瞎了？ 黄士伟只是拍了拍手上的泥，低声说：“打仗嘛，就是赌。常规的法子只能换几个小兵的命，咱赌一把，说不定能钓条大鱼。成了，咱就赚翻了。” 天亮时分，他们悄悄撤回江对岸的竹林里，只等着好戏开场。 5月28日上午，日军的先头部队果然来了。尖兵走在最前面，手里拿着探雷器，小心翼翼地往前挪。 “轰！”一声闷响，一个日本兵踩中了路上的地雷，当场报销。日军队伍立刻停下，工兵涌上来开始排雷。爆炸声断断续续，但就像黄士伟预料的，造成的伤亡不大，主要是起到了迟滞作用。 大概上午十点，日军大部队终于到了。队伍中间，几个军官骑着马，簇拥着一个穿着黄呢子军大衣的家伙。那人腰杆笔直，拿着望远镜四处看，正是酒井直次。他看着进展缓慢的排雷工作，显得非常不耐烦，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。 过了一会儿，路面的障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。酒井直次似乎还是不放心，他没有跟着大部队前进，而是勒住马，眼神投向了西边的那个小土包。 竹林里的黄士伟，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他赌对了！ 酒井直次跟身边的参谋说了几句，便拨转马头，带着两个卫兵，径直朝着土包骑了过去。 一步，两步……卫兵先走上土包，安然无恙。酒井的栗色战马，迈着蹄子，也踏上了长满茅草的坡顶。 就在马蹄落下的那一瞬间，一声完全不同于之前路面地雷的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猛然响起！ 那声音又沉又猛，像一声旱天雷。黄士伟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匹高大的战马被整个掀到了半空中，然后像个破麻袋一样重重摔下。马背上的酒井直次，则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抛了出去，滚落到坡下，腿被炸断，血流如注，当场就不省人事。 跟在后面的两个卫兵吓傻了，刚想冲过去，慌乱中又踩中了旁边埋的第二颗和第三颗雷。“轰！轰！”两声，草皮和泥土冲天而起。 整个山包，瞬间成了一片死地。 江对岸的竹林里，一片死寂。弟兄们大气都不敢出，直到看见日军阵脚大乱，把那个军官抬上担架仓皇撤走，才有人小声说：“副营长，你……你真是神了！” 黄士伟松开攥得发白的拳头，后背已经湿透了。他只知道炸翻了个大官，但具体是谁，他不知道，也没法知道。他们完成了阻击任务，悄悄地撤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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